朱镕基与那个远去的年代
印象与逻辑
2026-08-13
朱镕基去世了。
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代领导人中，他是一个很难绕过去的人物。喜欢他的人欣赏他的能力、魄力和直率；批评他的人则常提起国企改革、工人下岗，以及那个年代留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。但有一点大致没有争议，朱镕基是那个时代少见的专业型官员，也是一个个人色彩极为鲜明的人。
1947年，他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是实打实的高级知识分子。他的仕途并非一路顺风，中间经历过长时间的起伏。改革开放后，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，上升速度明显加快。从上海市长、市委书记，到国务院副总理，再到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，前后不过十年左右。
这种升迁首先说明他的能力，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确实缺少既懂经济、懂管理，又敢于拍板的人。计划经济留下的问题堆积如山，财政、金融、国企、外贸都在艰难转型。朱镕基受过完整的理工科训练，数字概念强，反应快，又敢承担责任，很快脱颖而出。
坊间流传他的家族可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一支。如果不谈血缘，只看性格，他做事那股认准方向就敢拍板、敢得罪人、也敢承担后果的劲头，确实与传说中的老祖宗有几分相似。
金融整顿如此，国企改革如此，推动中国加入WTO也是如此。
这也是评价朱镕基最困难的地方。一个人在历史转折时期越有能力、越有魄力，留下的影响往往也越大。他推动中国进入世界市场，为此后中国经济的崛起打开了一扇大门；而国企改革中数千万产业工人的下岗与失落，也成为那个时代难以抹去的另一面。这两笔账，都记在朱镕基的历史名下。
与其简单地赞美或否定，不如从他任内两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来看这个人。一件对外，中国加入WTO；一件对内，国有企业改革。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或许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朱镕基。
第一部分 朱镕基与中国走向世界
朱镕基留下的政治遗产中，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笔。
中国从1986年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，到后来转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前后谈了十五年。到上世纪90年代末，美国已成为中国入世道路上最关键的一关，朱镕基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直接走到了中美谈判的前台。
1999年4月，朱镕基访问美国。当时中美关系并不轻松。美国国内围绕对华贸易逆差、政治捐款以及核技术等问题争议不断，国会对中国的疑虑也在上升。与此同时，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。
他这次带到华盛顿的方案力度很大。在农业、金融、电信、保险、分销等领域，中国都准备作出重要的市场开放承诺。今天重新看当年的条件，其中一些开放幅度甚至超过了美方原来的预期。
在当时美国政界看来，朱镕基与他们过去熟悉的中国官员不太一样。他懂经济，熟悉国际金融，说话直接，反应很快，而且愿意谈市场、谈竞争、谈开放。美国人也因此更容易相信，他不仅代表着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，也代表着中国未来可能走的方向。
4月8日，克林顿在白宫为朱镕基举行国宴。谈到这位中国总理时，克林顿说：“毕竟，没有多少领导人既懂全球金融的复杂性，又懂京剧的奥妙；既会拉胡琴，又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音乐见解。”
当天朱镕基说，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告诉对方自己真实的想法。克林顿随即回应：“如果你说得对，那么事实证明，你确实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。”
这些话当然有国宴场合的外交礼貌，但美国政界对朱镕基的欣赏并不完全是客套。
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·萨默斯，当时是克林顿政府经济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。《时代》周刊曾引述他一句很有名的评价：“他的智商一定有200。”
与朱镕基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直接交手的，是时任美国贸易代表查琳·巴尔舍夫斯基。她后来这样评价朱镕基：“他过去是，现在仍然是一位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人，有着明确的愿景和相当成熟的经济眼光。他极具远见，非常聪明，而且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。在中国的体制中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”
巴尔舍夫斯基还指出，朱镕基很早就意识到，可以利用加入WTO形成的外部压力推动国内改革，同时通过国际协议把改革固定下来，使其在自己离任以后仍然能够继续。
这也解释了朱镕基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推动中国加入WTO。
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是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。到1999年11月中美最后谈判时，发生了一个后来被反复提起的细节。
此前双方已在农业、金融、电信和服务业开放等问题上反复拉锯，有些条件谈判代表很难轻易让步。朱镕基亲自介入后，美方提出一些条件，他认为可以接受。坐在旁边的龙永图却越来越着急，因为其中一些内容超出了此前获得的授权。
据后来有关谈判过程的回忆，龙永图不断给朱镕基递条子，提醒他“国务院没有授权”。朱镕基看过一两个以后，干脆告诉他不要再递了。
这个细节很能说明朱镕基这个人。他当然知道这些让步意味着什么，也知道国内可能出现的阻力。但中国加入WTO已经谈了十几年，机会到了，他不愿意再拖。先把门打开，其他问题以后再处理，这很符合他的做事方式。
中国加入WTO以后，关税大幅下降，大量法律法规被修改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范围也明显扩大。中国经济能够在此后二十年如此深地融入全球经济，本身就说明当年的开放并非停留在纸面上。
美国真正判断失误的地方，其实不在几个百分点的关税，而在于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。
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政界普遍相信，只要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，随着外资进入、私人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，市场本身会推动中国继续改变，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会逐渐减少。克林顿政府当年推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，背后就有这样的期待。
朱镕基考虑得显然更加现实。中国当时需要世界市场、外国资本、技术和订单，也需要利用外部竞争推动国内改革。至于加入WTO以后中国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经济体，并不是他当时最急于回答的问题。
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。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，美国企业也从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中获得了巨大收益。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，国有企业、产业政策、政府补贴、市场准入、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问题，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核心。
今天回头看，中美双方当年对“开放”和“承诺”的理解，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些差别。美国的商业和法律传统非常看重合同，一旦写进协议，通常意味着按照文字逐项执行；中国人的处事方式则更讲究现实和变通，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办成，具体问题以后再根据情况处理。
龙永图不断递条子提醒“没有授权”，朱镕基最后不让他再递，这个细节恰好把他的性格写了出来。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，什么时候应该让步，也知道有些机会一旦错过，可能就不会再来。
美国人当年欣赏他的聪明、直率和改革魄力，却多少低估了他的另一面。这个人不仅果断、务实，也有几分狡黠。
他知道中国需要什么，也知道当时的美国人希望看到什么。
第二部分 朱镕基与国有企业改革
如果说加入WTO是朱镕基政治生涯中最耀眼的一页，那么国有企业改革，大概就是评价他时最沉重的一页。
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。大量企业长期亏损，设备陈旧，效率低下，银行坏账越积越多，同时还承担着住房、医疗、养老、学校等大量社会职能。这个从计划经济年代延续下来的庞大体系，已经很难继续维持。
朱镕基任内，“抓大放小”“减员增效”全面推进。大批国有企业关闭、兼并和改制，数以千万计的职工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工厂。从宏观上看，这是一场迟早要进行的结构调整，也为后来中国制造业重新配置资源、参与全球竞争扫清了道路。可是落到一个普通家庭头上，所谓“结构调整”，常常意味着一个四五十岁的人，在工作了二三十年以后，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一切都没有了。
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，当年的“单位”意味着什么。那一代产业工人，很多人十八九岁进厂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他们工资不高，也没有多少个人财产，但住房、医疗、孩子上学、退休养老，几乎都和工厂连在一起。进入一家国营工厂，也就等于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个体系。这里面有一种从来没有写在纸上的约定：我把最好的年华交出去，这个体系也不会在我年老的时候把我丢掉。
90年代后期，这个约定突然失效了。
“下岗”“分流”“再就业”，这些词今天读起来甚至有些平淡。可对当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工人来说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他们会炼钢，会开车床，会操作大型机械，会维修复杂的工业设备。工厂一旦关闭，这些积累了二三十年的技能可能突然失去价值。年轻人还可以换城市、学技术、重新开始；一个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人，人生还有多少重新开始的机会？
从国家的角度看，那几年只是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阶段；可对一个四五十岁的普通工人来说，时代转过去了，他的人生却很难重新来过。
如果要给那段历史找一个具体的地方，我想到的还是沈阳铁西。
今天再走进铁西，已经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什么样子。那些高耸的大烟囱、望不到头的厂房、纵横交错的铁路，连同每天上下班时从厂门里涌出来的人群，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了。新的住宅楼、商场和道路覆盖了过去的工业区，城市继续生长，街道整洁，生活如常。恰恰是这种如常，有时反而让人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恍惚。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来到东北。那时候的东北是中国工业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。沈阳、鞍山、抚顺、本溪，是一个年轻国家最热气腾腾的地方。年轻人背着行李来到这里，进入钢厂、机械厂、矿山、机车厂和冶炼厂。他们二十岁上下，有力气，也有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信念，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件很大的事情。
他们确实参与了。中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那套重工业体系，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一代人一点一点干出来的。他们并没有因此变得富有，但他们曾经拥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身份：产业工人。
几十年以后，当他们已经不再年轻，历史却换了一条轨道。
王兵那部九个多小时的纪录片《铁西区》，今天再看仍然有一种令人难以摆脱的沉重。王兵没有讲多少大道理，也没有替那些工人控诉什么。他只是把摄影机留在那些即将关闭的车间、澡堂、铁路和工人中间。机器慢慢停下来，车间越来越空，人们照样抽烟、聊天、洗澡，偶尔开几句玩笑，等待一个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的结局。
正因为镜头如此平静，反而让人看得难受。那些坐在车间里的中年人，二三十年前也是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年轻人，也曾经意气风发，也曾经站在轰鸣的机器旁边，相信自己的生活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。
可是到了世纪之交，他们忽然成了这个经济体系不再需要的人。
国企要不要改革，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争论的意义。当年的许多企业确实无法继续维持，再拖下去，银行、财政乃至整个经济都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。朱镕基的决断在经济意义上有充分的理由。真正令人遗憾的是，改革以如此大的规模和速度推进时，对那些承担直接代价的人，保护没有及时跟上，也没有为他们准备一个足够体面的出口。
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。“再就业”对于一个四五十岁的产业工人来说，很多时候只是一句写在文件里的话。他们年轻时按照旧时代的规则生活，把最好的几十年交给了工厂；等到规则改变，却被要求自己承担改变带来的后果。一个已经在工厂工作二十八年的四十八岁工人，并没有办法把人生清零以后重新开始。
朱镕基是清华电机系出身，身上有很强的技术官僚色彩。他善于看数字、看效率、看财政和银行坏账，也善于抓住一个积累多年的问题，然后下决心解决。这种思维是他的长处。但治理国家终究不是一道工程题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计算，银行坏账可以核销，亏损企业可以关掉，人的一生却没法重新来过。
在这一层面上，那一代改革者确实少了一些人文上的关照。他们知道旧制度为什么必须结束，却没有为那些跟着旧制度一起失去位置的人准备好出路。后来中国经济一路向前，但那些在改革中失去工作、改变命运的人，以及他们为这个时代付出的代价，却渐渐从公共叙述中退场。
除了数千万工人的下岗，国企改革还有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，就是当年大量国有资产的处置。
那些厂房、土地、机器并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几十年投入和几代产业工人劳动积累的结果。改革过程中，大量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、兼并、出售和产权重组改变了所有权。其中有正常而必要的产权改革，但在法律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年代，低价处置、内部人交易和权力寻租也确实存在。
后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迅速完成财富积累的人，其中一些人的第一桶金，与那个年代的企业改制、资产重组和产权转换有关。如此巨大的财富重新分配发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而法律和监督没有完全跟上，终究给那场改革留下了一道阴影。
这些责任当然不能全部算在朱镕基一个人头上。如此庞大的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、企业管理层以及整个转型时期的制度。但朱镕基是那场改革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。历史既然把改革成功后的荣耀记在他的名下，那些沉重的代价，自然也应该成为评价他的一部分。
中国有一句古话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用它来形容一场经济改革，未免过于沉重。可是想到铁西，想到那些在世纪之交突然失去位置的人，这句话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。
几十年以后，我们谈中国经济崛起，谈WTO，谈世界工厂，谈高速增长和中国制造。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历史。可是还有另一部分历史，正在迅速从公共记忆里退场。那些下岗工人后来去了哪里，经历了怎样的人生，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。
一场如此巨大的产业变迁，一两代人为此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。不过三十年，他们却开始从我们的叙述里淡去。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也曾从全国各地涌向东北，也曾二十岁，也曾热气腾腾，也曾相信自己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国家。那些遮住天空的大烟囱，那些昼夜轰鸣的厂房，那些像潮水一样涌出厂门的人群，都真实地存在过。
而今天再回到铁西，很多东西已经找不到了。城市太新，街道太正常，过去的一切被覆盖得如此干净。你站在崭新的马路中间，望着整齐的住宅楼和商场，忽然会生出一种近乎荒谬的感觉，仿佛这里从来没有过那些烟囱，从来没有过那些厂房，从来没有过那几十万人每天在机器旁边流汗的日子。
朱镕基的一生，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最剧烈的那段历史重叠在一起。
他有能力，有魄力，也有那个年代少见的专业素养。他敢拍板，敢得罪人，也敢承担责任。中国加入WTO，走进世界市场，后来成为世界工厂，他是重要的推动者。国企改革让一个积重难返的旧体系迅速改变，背后却是数千万普通工人生活和命运的转折。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大概就是朱镕基最真实的历史位置。
评价这样一个人，很难只用“功”或者“过”来概括。他改变了中国，也被那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所塑造。他做成了一些后来影响中国几十年的事情，也留下了一些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争论、甚至让人心里沉重的问题。
如今朱镕基走了。那个属于他的时代，其实也已经远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