俄罗斯华人消亡史
鲁东海 历史与秩序
2025年01月08日
1910年，俄罗斯境内的大乌里火车站发生肺鼠疫，疫情很快沿铁路线传入中国境内，在东三省大爆发，数月内夺取六万人命。
面对疫情，俄国政府第一时间积极应对，在边境铁路沿线设立检查点，入境中国人需在检验所留验至少五日方可入境，如有私自躲避检验者，允许守军开枪击毙。
除了边境防控，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华侨也被当局百般刁难，其税费以防疫为名大幅度提高，华侨还被禁止从事众多行业，往往收入来源断绝。同时，俄国政府也开始大规模拘捕、遣送中国人回国。
被驱逐出境的中国人数量庞大，仅瑷珲一地就有两三万人，黑河府则报告被逐华人「日以千计」。这些边境地区本不发达，加上疫情时期各地道路断绝，一时之间突增数万灾民，「扶老携幼，啼饥号寒。」
这场因疫情而起的排华浪潮，最终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、俄国急需补充劳动力而告一段落。等到俄国爆发革命退出战争之后，新生的各派政权将重新启动排华事业，并进行到底。
华人的到来
1860年，清政府与俄国签订《中俄北京条约》，正式承认了割让黑龙江以北、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。
中俄《瑷珲条约》与《北京条约》中割让的领土
根据条约，当地居民可以留在本地继续居住，并保留大清国籍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万多名天朝子民，便被动地成为了第一批大规模的俄国华侨移民。
《北京条约》之后，清政府意识到，由于长期禁止汉民进入「龙兴之地」，人口稀少的满洲极难抵抗俄罗斯的入侵。清廷因此着手开放禁令，允许汉民进入东三省，以充实边境。
大量来自河北和山东的农民涌入东三省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继续北上，进入俄罗斯寻求生计。
恰逢此时俄罗斯的远东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，虽然沙皇政府推出了优厚的政策条件，试图吸引俄国人民移民远东，然而西伯利亚毕竟是苦寒之地，政府的东进号召在欧洲地区应者寥寥。
「吃苦耐劳」的中国劳工，便成为了俄罗斯政府远东大开发的最佳选择。俄方当局允许外国移民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，并给予优待。
华人大量涌入俄罗斯，据估计，1885年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华侨 3 至 4 万人，约占当时远东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至 19 世纪末，远东华侨在 5 至 7 万之间，加上每年往返的季节性农民工，大体在 10 万人左右。
他们虽然生活艰苦，但可以获得远高于国内的工资，积攒下的财富带回国内，足以实现一个中国普通农民家庭想象中的幸福生活。
不幸的是，随着世纪之交大清国对外关系的剧变，旅俄华侨也在1900年遭到了第一波飞来横祸。
1899年开始，义和拳运动在清政府的默许和鼓励下残杀外国侨民和中国教民，拆毁铁路，围攻教堂。1900年6月，大清下诏宣告，对西方各国及日本「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」。
这一系列事件，让当时西方世界对大清的恶感高涨到了顶点，境内华侨众多的俄国不久便带头动手，向华侨群体施暴。
大清下诏宣战一个月后，俄军对海兰泡、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侨民发动报复打击，七千多无辜华侨葬身俄境。
据当时任职于瑷珲副都统衙门的杨继功记述：遥望彼岸，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，喧声震野。细瞥俄兵各持刀斧，东砍西劈，断尸粉骨，音震酸鼻，伤重者毙岸，伤轻者死江，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，骸骨漂溢，蔽满江洋。
十年后鼠疫疫情中的排华浪潮，则比「庚子俄难」更加绵延持久。
1911年2月初，俄国驻华公使告知清政府，称因防疫需要，拟将滨海省无业华民遣送回中国，且要由中方出钱承担一切费用。
具体实施中，海参崴、庙街等地被抓捕驱逐的大批华人，远不止是所谓的「无正业，无身票，及匪类不安分者」。俄国军警往往突然包围市场，将华人小贩、挑夫、佣役一概抓捕，他们即使有「身票」也会被抢走不予承认，乃至遭当场撕碎。
当时海参崴的日本侨民，甚至记述过俄国军警将华人「五六人之辫联结之」，驱使步行并任意殴打的场面。
持续性的排华政策一直持续到1915年，战争中的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开放华工入境。与此同时，大量华工远赴欧洲支援前线作战，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进入俄罗斯境内。
旅俄华工迎来了又一个春天，至1917年人数已经高达 40 万。
然而，随着沙皇倒台、革命和内战接连爆发，旅俄华工的新生活也将很快画上句号。
红白军队的镰刀
1910年代后期，俄罗斯各地陷入混战，远东地区也经历了苏维埃红军和白军的反复争夺，重镇海参崴几度易手。
远东地区先后出现多个政权，其中一度影响最大的，是前任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领导下的「全俄政府」。
高尔查克「全俄政府」极盛时期控制了乌拉尔山以东的大片领土，直到1920年2月败亡
为了应付内战的庞大开支，高尔察克政府大幅提高各项赋税，而且大规模滥发货币，仅1919年就发行了 150 亿卢布，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。
大洪水面前，中国侨民开始逃离，但却必须做好破财免灾的准备，因为俄方当局禁止外国侨民携带 500 卢布以上现金出境，一旦查获立刻没收。
1919年1月，哥萨克首领谢米诺夫一次扣押华商 70 多人，抢劫现金 665 万卢布，后经北洋政府交涉，人员最终得以释放，但现金却拒绝退还。
同年 7 月，谢米诺夫又在大乌里站再创记录，抢劫华商现金 1000 万卢布以上。
不过，白卫军治下的俄国华侨虽然形势危急，但还不必完全绝望。
作为协约国的一员，当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派出了 1600 人的远征军，参与干涉苏俄内战，虽然没有多少战斗，但在保护各地华侨、护卫武装撤侨等方面颇有表现。
不幸的是，旅俄华侨很快又将迎来内战另一方的铁拳，而且这一次祖国军队也爱莫能助。
随着高尔察克败亡、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陆续撤军，远东地区迎来苏维埃政权，当地的华商群体作为「资本家+境外势力」的双重反革命，立刻就遭到了其情不自禁的重点打击。
此前在远东地区，以山西晋商为代表的华商群体曾经一度繁盛，至 20 世纪初几乎垄断了从海兰泡到海参崴一线的零售业市场。
截止1910年，整个远东已经有 789 家中国商号，一些地方还成立了华商会，负责调解纠纷、成员互助、维护治安等工作。
新政权到来之后，先以种种手段打击华商会的权限，之后直接查封取缔。1922年，阿穆尔省华侨总会被警方查封，会长谢明山等会员被捕入狱；1926年，旅俄华侨总会会长金石声也被当局设计杀害。
华商会覆灭之后，苏联政府对华商财产的国有化进程大大加快，大商人家业直接没收，小商贩则课以重税，税额高达1907年前的上百倍。中俄合办事业的在俄资产，如华俄道胜银行在海参崴的码头地产货物等，也被一律充公。
曾经兴旺发达、屡遭劫难而不倒的旅俄华商群体，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当然，并非所有华人都是新政权的天然敌人。早在红白内战时期，就有相当一部分华工加入了革命队伍，有统计认为参与红军作战的华工数量高达 3-5 万人。
然而，内战结束后，普通华工的遭遇也并不比华商好到哪里去。
再见俄罗斯
相比于华商被没收的财产，华工们的个人积蓄并不丰厚，但也同样难逃法网，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最重要的是携带积蓄回国的通路遭到隔绝。
苏联政府限制财产出境的规定，甚至比战时还要严格：出境者「皮衣帽不准超过一件，鱼子不准过一公斤……携带金表或银表一个、结婚戒指一个，其他银制品每种不得过一件……申请携带外币期、汇票及金属、宝石等物，总价值不得超过 300 卢布。」
实际执行中，边境官员往往不准携带任何贵金属和现金出境，华侨出境时还必须接受裸体检查，尊严尽失。
也有少数勇敢侨胞，带上打工所赚积蓄，利用漫长的国境线，翻山越岭，悄悄回国，只是难免有人惨遭边防哨兵射杀而登上新闻。
肉身携带财产跨境之路不通，能不能通过汇款解决问题？
答案是不行。苏联实行严格的外汇管控，每个地区每月对外汇款的总数有限，且有限的汇款额度往往被政府机关人员「内部消化」，比如有 10 万华侨的伊尔库茨克，每月向外汇款总数不得超过 500 美元，均摊到每人才 0.5 美分。
华工勤劳致富、回乡安宅置业的梦想，至此已经彻底破灭。
不过，只要下定破财免灾的决心，这一时期的华侨仍能全身而退。
1920年代中后期，随着苏联政局和对外关系的变化，国内排华的声浪越发激烈。
1926年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开会决定：「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，禁止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苏维埃领土」。
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爆发，又导致了中苏全面冲突，苏联当局随即开始全面排华，同年即在远东大规模搜捕清洗华侨，仅海参崴一地就逮捕七千人以上，哈巴罗夫斯克（伯力）则「被押九百六十人」，赤塔被捕华侨也有至少 1600 人。
中东铁路，指长春以北段中俄合办铁路，俄方拥有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、司法管理权。1929年张学良武装收回中东铁路主权，与苏联爆发武装冲突，以惨败收场，史称中东路事件
和同时代苏联的其他囚犯一样，被捕华侨处境极为凄惨，毫无人身保障，有些「每人每日仅给黑面包一片」，甚至「因饿而自缢者殊众」。
还有些被捕者被发配修筑铁路，「工作稍缓，即遭鞭挞。」
中东路事件后的大逮捕只是个开始，整个1930年代，随着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扩大，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人在内大量的「移居民族」都成为了重点清理对象。
在1931和1937年的两次大规模抓捕和驱逐行动中，整个远东包括华人、朝鲜人在内的移居民族至少有 33 万人被定罪判刑，这些人被强制西迁，流放至寒冷的西伯利亚，或者进入古拉格接受劳动改造。
苏联政府的排华政策极见成效：1926年苏联官方人口调查中，有 10 万中国人留在苏联，远东地区有 7 万人；到1937年，全苏华人仅剩 38527 人，远东地区只有 24589 人，相当于1926年的三分之一。
到了1940年代，俄国远东地区华人已经销声匿迹，这个经历过沙俄和内战冲击而幸存的群体，终于在苏联政府的强大执行力下烟消云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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